威尔逊在一战时成功动员战争生产特朗普能从威尔逊身上学到什么

威尔逊在一战时成功动员战争生产特朗普能从威尔逊身上学到什么

在很多人看来,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甚至最强大的国家,但不知何故却严重缺乏适当的抗击新冠病毒的医疗设备。口罩、防护服、呼吸机和病毒检测试剂等的严重短缺,让美国人极度震惊,因为这些医疗物资短缺似乎是不必要的,也似乎是本不应该存在的。只要行动起来,这个国家就很容易拥有生产这些医疗产品的工业能力。如今,经过数周的拖延,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终于利用冷战时期颁发的《国防生产法案》,迫使通用汽车去制造全美各地都严重供应不足的救命通风机。不过,遗憾的是,如果特朗普在六周前就决定这么做的话,那些呼吸机今天可能已经在配送去医院的路上了。

在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后,特朗普迟迟拒绝争取大企业的支持,他有时将之描述为美国传统的一部分。但事实上,正是过去的美国总统的果断决定,帮助美国在世界上扮演了卓越的角色,帮助美国成为全球危机的领导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设立了战争工业委员会,这是战时一系列机构中的核心机构,可以这么说,战争工业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美国作为一个有能力在危机期间领导世界的全球大国的时代到来。威尔逊和他的工业领袖搭档伯纳德·巴鲁克明白,当美国政府需要紧急资源或物资时——不管是石油、战机还是呼吸机——光等着企业生产是不够的。有时候,为了国家利益,美国政府需要消除私人竞争和征召企业带来的混乱。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但直到1917年,德国再次对美国军舰发动海上攻击后,美国才加入这场战争。在这期间的三年里,威尔逊不顾一切地拼命努力不卷入战争。到1916年,威尔逊逐渐认识到,做到这一点的最佳办法,是通过“准备”——即让国家做好准备预防战争,同时押注于更强硬的防御姿态将阻止德国的攻击。威尔逊政府的战备工作,不仅包括通过征兵来支持美国陆军,通过加快造船来支持美国海军,而且,还包括动员美国整个工业体系来满足未来战争的需要。整个1916年,这项战备工作卓有成效,威尔逊以“他让我们远离战争”的口号成功赢得连任。

在战备阶段,威尔逊还创建了一个由主要的内阁部长组成的国防委员会,主要为战时的生产需求做计划,包括劳工、工业、银行、医药和其他领域代表在内的文职顾问委员会同该委员会进行协商。但是,只要美国保持中立,这些机构的负责人就感觉不到需要采取行动的紧迫性,而国防委员会的效果也不佳。1917年4月,当美国最终加入一战时,威尔逊废除了该委员会,设立了一系列新的机构,包括食品管理局、燃料管理局、铁路管理局,最重要的是成立战争工业委员会。

威尔逊在一战时成功动员战争生产,特朗普能从威尔逊身上学到什么?战争工业委员会的工作是监督和协调生产与采购,不仅为美国的战争努力,也为盟军的努力。它的建立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进步,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将现代的规划和组织的思考带到一个艰巨的任务中。由于挑战的规模之大,战争工业委员会成立之初举步维艰:一些考虑不周的规章妨碍了其顺利运作,高层人员迅速离职。然后,在1918年初,威尔逊邀请由金融家转型的政治家巴鲁克管理战争工业委员会,并将该职位称为“工业领域所有供应部门的总负责人”。

巴鲁克有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他是犹太移民的儿子,毕业于城市大学,白手起家,靠买卖股票赚得第一桶金。威尔逊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事实博士(Dr. Facts)”,巴鲁克以技术官僚的、数据驱动的方法解决问题。(巴鲁克很可能创造了一句格言,通常被认为是改写自著名作家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每个人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没有人有权在自己的事实上犯错。”)通过凸显英俊的侧面、浓密的头发、时髦的西装和领带剪出一个温文尔雅的身材,巴鲁克通过在报纸和新闻短片中的露面,逐渐为美国人所熟悉,就像联邦政府首席传染病专家、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今天所做的那样。

巴鲁克是那个时代“进步”思想的完美产物——这个词在当时并不意味着美国今天的激进,而是一种追求秩序、效率、实用主义和专业精神的动力。巴鲁克认为,有必要将理性强加于美国的自由市场生产体系,无论其在和平时期的优点是什么,都无法胜任协调战时经济的任务。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合作——美国人通常认为这是件坏事,因为它抑制甚至扼杀了竞争——在国家紧急情况下变得有利,甚至是必要的,以确保个体企业的需求不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巴鲁克对商业并无敌意,但他将竞争市场的信条放在一边,转而支持一种有组织的、合理化的、国有化的方式,来生产和分配战时物资和货物。

至关重要的是,巴鲁克所信奉的20世纪初的进步思想,也特别强调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的概念,这种概念不同于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所达成的妥协。巴鲁克相信进步政治家的思想,认为博学、公正的管理者可以超越党派利益,为集体福利而行动。如果战争工业委员会想要取得成功,它就需要这种无私的、政治家般的领导人。

威尔逊在一战时成功动员战争生产,奠定美国的全球危机领导者地位。在巴鲁克接手时,生产订单的安排混乱而草率。一些制造业领域负担过重,而另一些则未得到充分开发。联邦政府对战时物资的分配也不均衡,一家机构库存过剩,而另一些机构则缺乏基本配额。

在巴鲁克的领导下,战争工业委员会负责协调各个经济部门中各企业的运作。它对所需要的产品强加了简化的、标准化的规格,这些产品将用新的大规模生产技术快速生产出来。该委员会设定生产水平,并决定哪些制造商应该获得哪些原材料,以何种顺序生产以及最终产品应该交付到哪里。威尔逊的传记作者A·斯科特·伯格解释了巴鲁克的员工必须做出的决定,例如,火车头应该被派往海外运送士兵到前线,还是应该被派往南美运送子弹用的硝酸盐?甚至将妇女胸衣的铁丝环都取出来,以便为两艘战舰提供足够的金属。总的来说,战争工业委员会的工作使工业生产效率提高了大约20%。

另一个问题是控制价格,在一战初期,同盟国购买美国商品推高了产品价格,导致通货膨胀;但一旦美国自己计划加入战斗,它就会与盟国竞争,从而将燃料、材料和商品的价格推得更高。从理论上讲,当价格过高时,需求会滞后,从而反过来压低价格,但在战时,这种顾虑会消失,因为需求会变得像无底洞一样难以满足。控制通货膨胀压力的重任落到了战争工业委员会的肩上,巴鲁克没有固定价格,但他通过集中购买商品和资源来减少或消除对资源的竞争,使价格保持在低位;这意味着不同的机构或企业不会哄抬价格。正如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在恳求特朗普政府接管购买和分发所需医疗物资的工作时,科莫解释称,“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只是临时的手段,我在与其他州竞争,我在与其他州抬高价格。”与过分关注大企业利益的特朗普政府官员不同,巴鲁克对私营部门利润将受到影响的说法不屑一顾,巴鲁克正确地指出,战时生产的激增,即使是在降价的情况下,也会充实企业的资金库。

那些将过去个人主义思想浪漫化的美国人抱怨称,威尔逊政府侵犯了传统上属于私营部门的决定。本喜欢揭发企业丑闻的记者马克·苏利文变成了保守派的专栏作家,他夸张地写道:“每个商人都被剥夺了对工厂或商店的控制权,每个家庭主妇都放弃了对餐桌的控制,每个农民都被禁止出售小麦,除非是按照联邦政府规定的价格出售。”当然,这种抱怨最终被证明也并非完全是空洞的说辞,正如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历史学家戴维·M·肯尼迪所指出的那样,战争工业委员会的主要问题实际上恰恰相反:它的实际作用十分薄弱,它可以诱使企业采取行动,但却几乎没有能力去指挥它们。它依靠的是唯意志论的商业精神,而这种精神并不总是能够变成现实的。结果导致战争工业委员会的效率比原本可能的要低,而且,企业生产的大部分物资送达部队时已经为时太晚,无法在1918年底结束的战争中发挥作用。肯尼迪在他的经典著作《在这里》中总结道:“战争因此证明了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即唯意志论有它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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